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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捐赠法律问题研究

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     于龙江  



【摘要】公司捐赠行为在公司产生之初,是属于公司权利能力范围之外的问题。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兴起,公司捐赠行为大量涌现,法律也逐渐将其纳入到立法和司法规制中。我国公司法正处在完善与发展阶段,对公司制度的设计应当力求精细化,所以对于公司捐赠也应当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针对其特点做出更详尽的规定。本文主要从美国关于公司捐赠的案例与法律规定出发,对公司捐赠的理论基础和法律规制进行论述,通过分析公司慈善捐赠与政治捐赠的理论基础,结合我国公司捐赠的现状,借鉴美国、日本等相关国家的规定,在和谐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探索中国公司捐赠的法律途径。本文从公司慈善捐赠和政治捐赠两个角度出发,针对如何确定慈善捐赠数额和何人决定捐赠对象的问题以及是否应承认政治捐赠等问题提出建议,为立法和司法层面妥当解决公司捐赠问题提出对策。

【关键词】公司捐赠  慈善捐赠  政治捐赠  捐赠数额  捐赠主体

关于公司能力的学理争论中,公司的捐赠能力是一个重要的范畴。在公司章程缺乏相应规定的情况下,公司是否具有捐赠能力?公司捐赠的决策权归属股东会还是董事会?公司捐赠中股东利益和债权人利益如何保护?如何避免公司以捐赠为名而行高管自利之实?对此,我国《公司法》并无明确的规定,这给涉及公司捐赠的司法裁判带来了相当的困难。我国必须参酌国外相关立法例和法理,在立法和司法层面妥当解决公司捐赠的法律问题。

一、公司捐赠法律制度的概述

公司捐赠是指公司将其持有的部分资产无偿赠与第三人的法律行为。公司捐赠对于扶助弱者、彰显公司良好的社会形象均大有助益。然而,在公司章程缺乏相应规定的情况下,公司是否具有捐赠的能力?近年来公司捐赠风波迭出,法律问题亦层出不穷,近期的典型事例即为万科的“捐款门”风波。

2008年5月12日,我国四川汶川地区发生强烈地震灾害。当天,我国房地产行业的龙头企业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宣布捐赠人民币200万元。由于万科销售额排名内地房地产企业第一,超过523亿元,净利超过48亿元,此次捐赠的善款不足其净利润的万分之四。因而,网友纷纷对万科捐赠数额之低表示质疑。同年5月15日,万科董事长王石通过个人博客回应称:“对捐出的款项超过1000万的企业,我当然表示敬佩。但作为董事长,我认为万科捐出的200万是合适的。这不仅是董事会获得授权的最大单项捐款数额,即使授权大过这个金额,我仍认为200万是个适当的数额。中国是个灾害频发的国家,赈灾慈善活动是个常态,企业的捐赠活动应该可持续。”王石的这番言论令其个人和万科品牌形象跌至谷底。万科随后展开紧急公关行动。

万科经历的“捐款门”风波,提出了以下问题:其一,公司有无捐赠的能力,公司捐赠是否属于逾越权限的行为,从而是违反公司不得经营登记范围以外业务的现行规定?其二,公司捐赠由谁决策?其三,公司捐赠的合理限度应如何确定?其四,股东和债权人在公司捐赠中居于何种地位?其五,如何避免公司以捐赠为名而行高管自利之实?而这些问题,都与捐赠纠纷发生之后的司法政策考量息息相关。

但我国现行《公司法》对于公司捐赠没有做出具体规定,较为笼统的规定体现在《公司法》第5条。该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因此说,这些问题均值得我们深入探讨,以澄清营利性公司捐赠行为的适法性问题。否则,如听任其继续扑朔迷离,可能会减损公司以捐赠的方式来规避其社会责任。

根据公司捐赠对象的不同,可以将公司捐赠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属于对慈善、社会服务机构的慈善捐赠;另一类是属于政治性的政治捐赠,例如对政党的捐赠。以下将从比较法的观点,以美国法为基础,逐一讨论这两种捐赠行为的适法性问题。

二、公司的慈善捐赠

(一)美国法上传统性的案例与现况

在美国法上讨论公司慈善捐赠时,往往会提到以下两个重要的判例。

1、Dodge  v.  Ford  Motor  Co.

在1919年有名的Dodge  v.  Ford  Motor  Co.一案中,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Henry  Ford,在少数股东反对下,运用其权利,保留部分盈余,不发放额外的公司股利,以便扩大工厂规模而增产汽车,这样将能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出售汽车,此项举动受到了美国大众的好评。但本案密西根州最高法院认为,Ford先生的构想固然可敬,但他不能违背其他股东的意愿,因为公司毕竟不是慈善机构,从而法院认为,Ford先生此举是恶意且违反受托人义务的行为,因此应当加以禁止。

从这个早期的案例可以看出,公司的一般目的在于为公司“谋最大利益”,所以说公司的任何公益行为不得与之相抵触,否则即有违法之虞。

2、A.  P.  Smith  Manufacturing  Co.  v.  Barlow

在A.  P.  Smith  Manufacturing  Co.  v.  Barlow一案中,一家公司捐给普林斯顿大学1500美元。该公司股东以捐款行为属于逾越权限的行为,向法院提起诉讼。公司总经理及其他阶层人员则均辩称,该项捐款有利于公司的投资,因为该项捐款有益于公司形象的改善,进而可以创造有益于公司活动的有利环境。此外,社会大众也对此类具有“社会性”本质的公司捐款行为有所期待,因此说,捐款给普林斯顿大学的行为并非是越权行为。

但在本案中不同意公司行为的股东则主张:(1)公司章程中并未明确规定可以为捐赠行为,而且判例法也没有默示公司可以为捐赠行为;(2)纽泽西州的公司法,虽然有允许公司进行捐赠行为的规定,但该公司成立在此法律通过之前,因此该法律对此案并不适用。

最后,本案法院判决支持公司的捐赠行为,理由主要有三个:(1)即使公司设立之后,允许捐赠行为的州公司法才通过,但授权公司进行捐赠的行为仍可适用州公司法的规定,且立法机关有权修改该公司章程;(2)判例法也早已承认捐赠行为有助于公司目的的达成,所以说,公司捐赠行为是公司一项默示的权限;(3)私人公司在合理范围内的捐赠,对于公司“民主制度”及“自由企业经济”的维持至为重要,因此其捐赠行为可以被认为是正当化的,并且就其长远而言,有利于公司的营运。综上所述,法院认为,公司对学术机构等的合理捐助,应不构成逾越公司权限的行为。

从以上的讨论可知,在美国法上,自Dodge  v.  Ford一案以来,即建立了私人公司是以创造利润为目的的原则。但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一观念已经得到改变,在20世纪的中叶,这种公司捐赠行为已为判例所允许,只要此种行为可以为公司带来“直接利益”就足已,此外无其他条件的要求。然而,更应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的美国案例更进一步抛掉了“直接利益”存在与否的标准,直接允许商业公司为公共福祉、人道、教育、慈善等目的使用公司资源,不用证明该行为可以为公司带来直接利益的可能。

(二)慈善捐赠相关法律问题的探讨

如前所述,公司的捐赠行为在美国法上原则上已不被认为是逾越权限的行为。对此问题,我国法律并未明文规定,因此其是否属于公司逾越权限的行为仍值得考虑。有鉴于肯定公司的捐赠行为并非是逾越权限的行为,已是潮流趋势而为各国所采取,此外,如禁止公司基于慈善等公益目的而为捐赠行为,势必将影响社会整体公共利益,因此,在我国现行法律下也应和美国一样,作相同的解释,并且也应承认公司的捐赠行为并不违反公司不得经营登记范围以外的业务的规定。为了杜绝此种争议,从长远而言,我国应模仿美国各州公司法,明文立法承认公司捐赠行为的合法性,并借此鼓励公司尽其社会责任。

然而,在承认公司捐赠行为适法性的同时,有以下几个相关问题,必须加以讨论:

1、捐赠数额

营利性公司虽然可以为了慈善等公益目的而进行捐赠,但是,营利性公司既然以营利为目的,就不应毫无限制的为捐赠行为,以致影响其生存。因此,公司捐赠数额的多少,值得探讨。就此问题,美国法律研究院曾建议以“合理”数额为度,但所谓的合理数额其实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我认为,在决定合理的捐赠额度时,应考量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与“公司利益”具备一定的合理关系,断不可以不切实际的捐赠,以招致公司股东的不满。对于合理的捐献额度,应参照一般惯例上的捐献标准,以及捐献对象与公司业务间的关系强度而定。

2、捐赠权的决策主体

按照现代公司法,营利性公司虽然有捐赠的权限,而且何人有权决定捐赠对象呢?从理论上来说,决定者可以是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员工或者股东,甚至是其他人。当然一般公司捐赠的情形由董事会决定捐赠对象,但在大型企业里,由于企业所有与企业经营的分离,导致了学界所称的“代理成本”的存在,因此,公司董事们所选择的捐赠对象,未必是公司所有股东所认同的。

根据我国《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会拥有重大事项的决策权,公司对外捐赠涉及到股东权利的处分,故而,因此该项决策的主体可以做作如下设计:

首先,董事会有权在章程授权范围内做出捐赠行为。如果公司章程授权董事会在一定金额范围内可以对外捐赠,则公司董事会可以在此范围内做出捐赠决策。例如,万科董事会获得授权的单项捐赠的最大数额是200万元,万科董事会只能在此范围内进行捐赠。惠普、三星、沃尔玛、家乐福、诺基亚、壳牌、索尼等跨国公司在汶川地震后第一时间段(2008年5月13日前后)的捐赠额一般在100—300万之间,两三天后,才陆续有更大的追加捐款宣布,其原因正是公司章程对董事会的捐赠有授权额度的规定,他们要追加捐赠额度,必须取得另外的授权。

其次,股东(大)会有权作出捐赠行为。如果公司章程未授予董事会捐赠权,或者捐赠金额超过董事会的授权范围,则应由股东(大)会做出决议。例如,万科追加捐赠1亿元,超出了董事会的最大授权范围,即须谋求股东大会的同意。而如果股东是基金时,还面临着基金份额的持有人是否同意的问题。

举例而言,2008年6月5日,万科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做出决议,以1亿元参与灾区的重建。在万科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前夕,持有万科股票的基金经理面临两难选择。万科捐出1亿元,折算每股捐赠额为0.015元,以2008年一季度持有万科股票数量最多的基金南方绩优成长为例,其持有万科8358.81万股,也就意味着南方绩优成长基金的全体持有人捐赠额为125万元,而持有万科的134只基金的持有人合计要为此捐赠付出2900万元。

因此,万科给它的基金股东们出了一个大难题,是要违背契约呢,还是要承担道德责任?最后,万科的基金股东作出决策,违背了基金契约,没有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擅自做出同意的决定,万科临时股东大会也以99.8%的高票通过了无偿捐赠l亿元的议案。这项捐赠议案因此埋下了一个巨大的法律隐患。当然,或许在支持灾区的善良愿望之下,基金份额持有人最终会放弃诉权。

三、公司的政治捐赠

(一)各界对公司政治捐赠的态度

公司除了以慈善为目的而进行捐赠外,还可能对政治性团体或政治性议题进行捐赠,但对于此种捐赠是否允许则存在不同的主张:

1、肯定说

肯定说认为,公司为法人,与自然人一样都是权利义务的主体,因此也应享有言论自由。营利性公司进行政治性捐赠,正是体现其作为社会一份子,用捐款表达其政治观点的一种方式,并无特殊之处。换句话说,言论自由既然是公司的基本人权,就应该允许公司进行政治捐献,否则就是不当限制人权。

2、否定说

否定说认为,如果允许公司进行政治捐赠,则无异于允许公司经营阶层凭借自己的政治喜好使用股东的资产。从表面上看,经营者是股东的代言人,但事实上,只是将公司资金使用于经营者自己所支持的政治人物或团体。因此,如果肯定公司的政治捐赠,后果将纷争不断。

(二)外国法制对公司政治捐赠的规定

日本,在判例上曾认为适当的政治捐赠是合法的。其理由是,此种捐赠对达到公司章程所规定的目的,是必要的、有益的行为。但也有些学者认为,参政权乃是自然人的基本人权,公司并没有参政权,公司捐赠政治献金的行为,是违反民法上公序良俗的法律行为。

至于在美国法上,公司政治捐赠的合法性又是如何的?发生在1990年有名的Austin v. Michigan  Chamber  of  Commerce一案,提供了思考的最佳例子。本案的相关事实是:密西根州的竞选财务法第54条第1项禁止公司(媒体公司除外)使用其一般资金,从事支持州公职选举活动的特定候选人;但是公司为了政治目的,另行成立分别的基金,从事此项政治活动的除外。密西根商会是一个非营利性组织,其会员超过3/4是营利性公司组织。密西根商会想用它的一般资金在当地刊登广告,以支持竞选公职的特定候选人,因此便在联邦法院起诉质疑前款规定的合宪性问题,并请求暂不执行此项规定。

对于此案,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密西根州前项法律规定,的确对政治性言论的行使加以一定的限制,而此种限制必须具有“政府重大利益”才能说符合宪法的要求。由于公司易于吸收大众资金,从而公司不仅在经济市场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允许其使用所积累的资金在政治领域,将会使公司获得不当的政治优势。再者,商业公司的资金并不是表示对公司政治主张的普遍支持。因此,对公司政治捐赠的限制,是用来防范贪污腐败情形的发生,从而,本案密西根州法律对政治性言论行使的限制,便很难说无“政府重大利益”的存在。

除了上述法院的理由外,大法官Brennan更指出:密西根州的前项法律,如适用于具备下列三种特色的公司形态,则有违宪之虞:(1)该组织是为促进政治理念而成立的;(2)该组织并无类似股东一类的人而对公司的资产享有请求权;(3)该组织并非由商业公司或劳动联盟而成立,且也没有从商业公司或劳动联盟获得捐赠。然而,本案密西根商会并不符合前项标准,因此Brennan大法官则认为,本案并无违宪之虞。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法官Scalia对本案则持不同的意见。其认为,本案多数意见无非主张下列两点理由:(1)政府赋予公司法人特别优势,当然也有权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权;(2)公司可以积累大量资金,当然政府也可限制他们的言论自由。Scalia大法官则认为,如依此标准,则很多团体的言论自由都将会受到限制。至于Brennan大法官认为的,本案如不限制公司的言论自由则可能造成公司股东的金钱支持其不喜欢的政治主张的不合理情形。对此,Scalia大法官则认为,Brennan大法官之见实为过虑。由于本案只是公职候选人的选举而已,并非有关任何创新性政治主张的争议。相反的,Brennan大法官则认为,允许公司提供政治献金,正可增加投票人投票决定的讯息,其有利于政治制度的健全。因此,Brennan大法官主张,本案密西根州的前项法律有违宪的情形。

(三)笔者对公司政治捐赠的看法

诚然,公司是社会的一分子,协助政党的健全发展是社会所期待的正当行为,从而似乎应该承认公司政治捐赠的合法有效性。但是,公司特别是股份有限公司存在着前面所讲的“代理问题”,因此,如有允许公司为了政治目的而使用公司的一般资金,则无异于允许公司经营阶层以股东代言人身份之名行剥夺股东言论自由之实。因为每个人的政治偏好并不一定是一致的,因此如何处理“代理问题”,是承认公司可以进行有效政治捐赠的最大问题。当然前面所说的“股东指定捐款对象计划”,或许可以适用于公司政治捐赠的情形,而使“代理问题”消失,但“股东指定捐款对象计划”本身存在很高的行政成本,因此很难将之实施于股东众多的公司。

公司政治捐赠在公司内部所衍生的争议,要比公司慈善捐赠所产生的问题,来得多且复杂。因为,我认为,在承认公司可以进行有效地政治捐赠前,应该对如何达成股东间对政治献金所产生争议的有效共识问题先加以解决。否则,公司捐赠政治献金的行为就是逾越权限的行为,公司不得为之。

四、结语

私人盈利性公司进行的慈善公益捐赠,现代公司法一般都承认其合法性、有效性。这种结论有助于公司践履其社会责任,也符合社会对公司制度的期望,因此,值得我们赞同。

至于公司的政治捐赠,乃至于对宗教团体的捐赠,因问题较多,我国目前宜采取否定的态度,将他理解为逾越公司权利能力的行为,否则,其衍生的弊端恐怕会大于允许捐赠而带来的利益。如果为了调和否定说所持的严格态度,我建议可以采取密西根州法律所规定的,公司仍可募集“分别政治基金”的方式,以捐赠政治团体或候选人的政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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