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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善意取得中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山东东方未来律师事务所    王丽伟















内容摘要:善意取得制度是物权法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它使得善意的买受人在出让人没有处分权的情况下也能够获得物的所有权,该制度有力地维护了市场交易安全,切实保护了受让人的信赖利益。善意取得制度中仍存在着一些争议,善意取得中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便是其中之一。本文在阐述善意取得制度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结合《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分析善意取得制度中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

关键词:善意取得;无权处分;合同效力

正文:

一、善意取得及问题的引出

善意取得又称即时取得,是指无权处分人将其占有的他人动产或登记在其名下的他人的不动产转让给第三人,若第三人在交易时出于善意的,即可取得该财产的所有权,原所有权人不得追回的法律制度。一般认为,善意取得起源于日耳曼法“以手护手”制度。依此制度,所有权人只能向侵犯其权利的相对人要求返还或赔偿,而不能向第三人要求返还,不知情的第三人对财产占有具转移所有之效力。[1]我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了善意取得制度:“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或者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财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从物权法的规定来看,善意取得应具备下列条件:1、出让人必须是动产的占有人或者登记的不动产权利人;2、出让人须无处分权;3、受让人须为善意且支付了合理对价;4、转让的标的物已经办理完过户登记或者交付。出让人无处分权是构成善意取得制度的一项重要条件,正因为出让人无处分权才使得其交易行为牵涉到了所有权人的利益。善意取得的目的正是为了解决现实中存在的无权处分问题,通过设定一定的条件去平衡各方之间的利益关系。若出让人为有权处分,则物权变动基于法律行为而发生,无需适用善意取得。善意取得旨在解决无权处分人在无权处分他人财产时,第三人基于信赖利益而取得财产所有权的行为,因而善意取得的前提就是转让人处分财产的行为构成无权处分。[2]善意取得制度牵涉三方的利益关系,构成也相对复杂。具体而言,无权处分人是以自己的名义同第三人签订合同处分财产,无权处分人与第三人是一种合同关系,因而善意取得首先包括一个合同关系;另一方面,善意取得制度使得善意第三人取得了动产或者不动产的所有权,真正的权利人因善意取得丧失所有权,物权关系发生了变动,所以说善意取得还包括一个物权关系。对合同效力的回答不仅决定着合同关系,还会对物权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

二、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的各种学说

  《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善意取得是在处分行为没有得到权利人追认时,第三人基于善意取得物权的规定。有些学者认为,因为无权处分的合同没有经过权利人的追认、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后也没有取得所有权,根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这样的无权处分合同应是无效的。同时,该部分学者将善意第三人取得物权的原因归结为法律的规定。这一观点在单纯讨论善意取得之时似乎并无明显问题,然而在物权转让之后,问题便有可能凸显出来。比如说,如果善意第三人善意取得一台电脑,在使用过程之中电脑出现了质量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认定转让合同无效,将使善意第三人虽取得物权,但在以后的使用过程中无法根据有效的合同追究合同相对方的违约责任,这样的理解不利于保护交易安全,善意第三人无疑将承担更大的风险。因此,将合同效力认定为无效仅仅看到了无权处分和善意取得制度的本身,没有将物权变动之后的问题考虑在内,这可能造成对于善意第三人承担更加不利的后果,从长远来看似乎并不可取。

   关于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以及随后的善意取得制度,有相当一部分学者主张引进德国的物权行为理论来进行解释。根据物权行为理论,首先区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在此基础上主张负担行为是否有效不影响处分行为的效力,这就是“物权行为无因性规则”。[3]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物权行为理论认为通过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物权和先前的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并无关系,处分行为具有独立性,善意第三人之所以获得物权是基于双方关于转让物权所达成的合意,所以对于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并不关注。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基于物权行为理论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被称为“有力说”的理论。该理论认为,应当将《合同法》第51条的无权处分效力待定理解为物权行为的效力待定,而非合同的效力待定,即买卖合同的生效不以当事人有无处分权为要件,即使让与人没有取得处分权或者得到权利人的追认,合同也不因此而无效,受让人可依照有效的债权合同得到保护,但如果当事人在交付标的物或者就标的物办理登记时仍然没有获得处分权或者得到权利人的追认, 则作为物权行为的交付或者登记行为应当被认定无效。[4]

   对于依据物权行为对于这一问题的解释,从对于问题本身的研究来看比较合理,然而,我国现实立法并不承认物权行为的无因性,甚至不承认物权行为这一理论。对于问题的解释不应只站在问题本身来研究,更应该与整个理论体系相协调,符合体系解释的需要。只就问题本身而忽视了整个体系的协调是不可取的。另外一方面,物权行为理论本身就存在着严重的缺陷。物权行为理论将本合为一体的交易行为和物权变动行为过于形式化的分开,正如王利明教授所说“当事人订立买卖合同的目的就是一方支付价金而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另外一方通过支付标的物而取得价金,转让标的物是双方订立合同的目的,也是双方合同的内容,所以处分行为不可能与负担行为分开,任何一种分离都带有明显人工雕琢的痕迹。”[5]至于将《合同法》第51条的效力待定解释为物权行为的效力待定,实际上忽略了法条本身“该合同有效”的规定,其将合同法内的效力待定解释为物权行为的效力待定,不符合立法的政策以及理论界的通说。

三、无权处分合同效力之我见

   正如上文所说的那样,如果将转让合同的效力认定为无效,将善意取得所发生的物权变动认定为法律的规定的话,将会使善意第三人在取得物权之后蒙受潜在的更大的损失。如果用物权行为理论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的话,又将和我们现行的立法体系相违背。所以我们可以说在善意取得制度之中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当为有效。善意第三人与无权处分人签订转让合同的目的在于获得物权,物权的变动应当是合同的内容和无权处分人的合同义务,也应当是合同履行所产生的结果,物权变动的结果是基于有效的转让合同这一原因所发生的,所以说依照善意取得制度取得物权是基于法律行为取得物权,而不是基于法律规定或者其他原因,任何试图将二者分离的理论都是带有明显的形式主义的,与我们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

   事实上,回答善意取得中转让合同的效力问题,很大程度上在于协调转让合同效力与《合同法》第51条的关系问题。尽管转让合同效力为有效得到了广大学者的共识,但在解释合同有效原因时确是见仁见智。有的学者提出:将《合同法》第51条中的“处分权”理解为“处分能力”,乃基于对出卖人一般财产能力的判断,而不必就特定标的物享有物权。[6]将处分权理解为处分能力颇具新意,这样一来51条对善意取得中的转让合同便不再适用,转让合同效力为有效,自然发生物权变动的法律后果。然而,如果将处分权理解为处分人对于特定物享有的处分能力,则何为“处分能力”,将在现实中发生困难。因此,这种理解只是在文义上对某个词语的意思进行了变换,事实上并不合理。也有学者提出,与《合同法》第51条相比,善意取得制度为特殊规定,应当优先适用。二者可以看做是普通法和特别法的关系,第51条是对于物权变动原因所做的一般性规定,而善意取得是针对物权变动的效果所作的特殊规定,他除了要规定合同是否有效的要件外,还要求其他要件,尤其是第三人的善意,在此意义上善意取得相对于一般物权规则属于特别规定,相对于无权处分更属于物权法上的特别规定。因而,只要当事人符合善意取得的规定就要优先适用善意取得的规定,而不能适用《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在法律适用上可以把善意取得看做是无权处分的例外,只要当事人行为符合善意取得要件,就应优先适用善意取得制度。[7]对于转让合同效力的这一解释似乎为我们指引了正确的方向,即将善意取得与《合同法》第51条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看待,然而将二者关系概括为特别规定和一般规定的关系,也不是非常妥当。众所周知,特别规定应该是在一般规定的范围之内的,而且特别规定不能和一般规定的内容相抵触,所以说我们不能按照特别规定和一般规定的原理而得出善意取得中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和《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截然相反的结论。事实上我认为善意取得中转让合同的效力和第51条规定的内容相比,并无特别之处。因为善意取得之中的无权处分合同必然没有经过权利人的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嗣后取得物权,所以说这恰恰满足了第51条所规定的前提,应将合同认定为效力待定。然而与第51条最大的不同在于善意取得中无权处分合同的“善意”二字,这正是两者最大的区别,因为如果按照第51条将合同认定为效力待定,那么善意取得将基本没有适用的空间,《物权法》第106条的规定也接近一纸空文。事实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物权法关于善意取得制度的规定应该是《合同法》第51条的例外规定,就是因为受让人在受让之时的主观心理状态是善意的,这是其与第51条的不同,这也就决定了这是转让合同的效力不因出让人无处分权而被认定为效力待定合同或者无效合同,而是将其认定为有效合同,从而适用善意取得使善意第三人取得物权。这和第51条的规定并不矛盾,即只要受让人为善意且符合了善意取得规定的几个条件,那么转让合同的效力为有效,适用善意取得的规定。如果受让人为恶意或者虽未善意但不满足善意取得的其他条件的话,则适用《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待看其后合同是否被追认或者处分人取得物权而认定合同的效力。

因此,将善意取得中无权处分合同认定为有效合同,解决了取得物权之后可能出现的违约责任问题,另一方面将符合善意取得的情况认定为有效,而将其他不符合的情况认定为效力待定合同,有效的解决了善意取得制度与《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协调问题。

参考文献:

[1]郭明瑞、房绍坤主编:《民法》,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8页。

[2]王利明:《善意取得的构成——以我国物权法草案第111条为分析对象》,载《中国法学》2006年第四期,第79页。

[3] 鲍尔/施迪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7页。

[4] 丁文联:《无权处分与合同效力》,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1999年秋季号。

[5] 参见引注[2],第92页。

[6] 崔建远:《无权处分辨》,载《法学研究》2003年第一期。

[7] 参见引注[2],第93页。